编者按：
在谋划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在复杂环境下稳增长稳预期，是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近期，各方特别是经济学界对消费和投资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有一些讨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曾深度参与多轮五年规划编制，对宏观经济运行逻辑与政策落地路径有着深刻理解，本文围绕上述议题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
近期各方讨论中国稳增长的举措时，对以促消费还是稳投资为主做好宏观调控有一些不同观点，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取舍？
董煜：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需求侧，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持续扩大内需，在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上，促消费和稳投资都是非常重要的着力点。
消费和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一直是宏观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问题的表现、政策的侧重都会有所不同。近期一些学者从完善宏观调控的角度所提的建议，都是有见地的，也是有较强参考意义的。当然，有的为了增强观点的鲜明性，突出强调某一方面的举措，从学术角度也是无可厚非的。
从真实的宏观调控逻辑看，消费和投资，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也不是一场“拔河”比赛，不存在取舍关系。工作的着力点，也是分别要发挥好“基础作用”和“关键作用”。近年来在两个方面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实际上构成了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两重”建设为标志的两套组合拳。
从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看，消费领域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引导的力度，特别是在创造多元化消费场景上下功夫。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许多地方很火爆，说明消费意愿是客观存在的，需要更多去发掘。
近期各方对投资增速问题十分关注，对此要作结构性的分析，其中房地产投资拖累较多，这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关注新兴支柱产业的投资，而这方面是有亮点的。在创新和产业领域，需要新基建做好铺垫，对成果转化要有耐心，有些工作外界暂时“看不见”或“看不清”，但不等于不重要。
无论看消费还是看投资，都要算大账。在促消费工作中，既要做好增加投入的“加法”，也要做好减少限制的“减法”。在稳投资工作中，要更多加入对未来收益和综合效益的考量，给民间资本更好的回报预期，也要努力遏制无效和低效投资。还要看到，消费和投资之间本来就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消费增长点可以拉动新的投资，投资也能通过传导机制创造新的就业和消费。
今年要格外重视投资，因为“十五五”规划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份投资清单。近期我们与各方沟通交流时，感受到市场特别是企业家、金融圈对“十五五”规划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十五五”规划的各个任务章节和专栏里都蕴藏着大量商机，在规划年，所有的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研究新的项目清单，所有睿智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会去关心这些清单，这时候谁再忽视投资，谁就会错失未来五年的发展机会。
对于怎样才能更好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具体政策，应该欢迎各方多讨论。当然，在舆论场上支持不同观点的声音，有的过度放大了某项举措的作用，对另一方面的举措则抛出“无用论”，这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我们需避免陷入纯学院派的争论。当前经济工作中消费和投资都很重要，任何理性的调控手段都必须在两端同时发力，不可能只顾一头。
这些年民生需求变化很快，没有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快速扩大和快速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努力通过大规模投资建设去“适配”这种需求的变化。对于老百姓来说，经济学界的辩论是飘在天上的，家庭生活的变化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会议特别强调“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就隐含着这方面的意思。理不辨不明，通过讨论推动形成有效果的举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在下一个五年，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吗？如果想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董煜：首先要明确，中国已是消费大国。在“十四五”规划编制阶段，我们曾提出建议，希望这一时期中国能跻身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彼时我国与美国的差距已大幅缩小，当时判断或许用不了太久便可实现这一目标。但受多重复杂因素影响，尤其是汇率波动，“十四五”期间我们未能达成这一目标。不过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与核算方法，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达到其1.6倍。因此在“十五五”规划中，持续做大做强中国消费市场，理应成为重要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不应仅停留在对目标本身的讨论，更需探索宏观调控方式的优化——比如在提振消费领域，究竟该从哪些方向发力。
目前，部分国家采用发放直接补贴等方式提振消费，这类举措确实有一定效果，但客观而言，若要将其复制到14亿人口的中国，需直面一系列现实问题：财政层面能承受多大规模？补贴需达到何种额度才能真正撬动消费？又该精准覆盖哪些群体？这些都是亟待厘清的复杂问题。
事实上，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效果各异，这与各地消费习惯密切相关，补贴发放后资金是否能直接转化为消费，也存在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如何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如何努力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才是最重要的考量。
回归消费本身，无论是从中央的部署还是我的个人观察来看，有两个方向尤为重要：其一便是服务消费。服务消费对就业有直接拉动作用，且新消费形态多集中在服务领域，能带来显著增量；同时，餐饮、住宿等部分服务消费与基本民生紧密相关，是消费市场的重要支撑。其二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目前我们已在推进相关工作，但仍面临不少待解难题，需要进一步破题。
除了横向拓宽消费场景，纵向覆盖不同收入群体同样关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为工薪阶层打造适配的消费场景，也要满足其他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这一点在后续工作中尤为重要。且这类举措未必依赖直接财政投入，更多可能与取消消费领域的限制政策相关。
当前多个领域仍存在部分消费限制与隐性壁垒。专家讨论时也提出，部分领域可适度先行探索，比如定制化医疗、优质旅游等，通过优化供给将更多消费留在国内。
在消费政策制定上，我们不妨进一步解放思想——核心是秉持这一理念，在守住红线的前提下，推动各领域梳理并解除非必要限制。相信只要主动作为，总能找到一批推行难度较低、见效较快的突破口。
提振消费的前提是提振收入和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下一个五年有哪些措施可以更好稳预期？
董煜：在所有宏观经济问题中，稳预期是难度最大的课题之一。如今我们已将预期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诸多工作均围绕稳定预期展开。其中，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保持政策稳定性，是帮助经营主体形成一致、稳定预期的重要基础。
但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企业对经营盈利的不安全感客观上升。因此，我们需从多维度为市场注入经济安全感，而落实针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正是重要起点。
当前不少中国企业面临一个现实挑战：若海外订单无法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下滑，企业增长便会受限。这意味着我们需在海外市场开展更多主动作为。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产能也存在一定担忧，如何向海外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就显得尤为关键。
海外市场的开拓仍需持续推进，但核心是平衡好与当地的利益关系——关键要看能否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与发展机遇。
从中国经济自身的阶梯式发展经验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曾带动内陆地区共享红利；如今，中国现代制造业“走出去”、与海外开展投资贸易合作的过程，同样能将中国的发展红利辐射到相关国家和地区，为当地带来就业与收入增长。这一逻辑需要清晰传递给国际社会。
过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外溢效应曾为中国经济提供支撑；如今中国也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外溢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能发掘更多海外市场机会，进而改善自身发展预期。
因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既要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也要通过供给端的作用机理优化激活海外需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开展更多点对点的精细化工作，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效果切实显现。
(“三里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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